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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sina.com.cn 2004年04月06日13:12 瞭望东方周刊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于达维、郭高中/上海、北京报道
气，是宇宙万物的基础。吐故纳新的肺，成为连系人体与自然的纽带。呼吸停止，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。
肺是人体中惟一与外界直接交通的内脏，最易受到侵害；肺汇集全身经脉气血，与“七情”中的“忧”紧密相关。如今，我们的肺似乎分外脆弱，肺病的痛楚也分外锋利锥心。
4月份，中国人迎来了对SARS(非典型性肺炎)高峰期伤心铭骨的回忆。去年SARS期间某刊物封面因病变而白斑点点的肺部X光片，成为不少人心中刺痛的图像。肺，成了病毒偏爱攻击的首选。
中国肺病人口的增长反映出了我们生存中的某种失衡。一个连喘气都十分艰难的人群，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。
从病房到卫生间的距离只有10步，41岁的李蓉(化名)却视之为畏途。
长期低烧的身体仿佛一团棉花，来自胸腔底部的咳嗽一次次撕裂心肺，双唇发紫、大口喘息的她犹如被抛上岸的鱼。短短十步路，她要酝酿好半天，攒足气力，中间还要休息一次。
李蓉是典型的“原发性多耐药性肺结核病人”。这个拗口的名字意味着，虽不是艾滋病，也不是癌症，但从6年前染病开始，她就已无药可医。
屡经波折的病情，70多万元的医药费，使李蓉成为北京市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最“著名”的“老”病号。
坐在病床上，她单薄的身体树叶般微微颤抖，失神的双眼像蒙着一层灰雾。“看上去我好像还不太糟，至少还付得起医药费，可没人知道我心里有多恐惧、有多绝望。”
让李蓉饱受折磨的“多耐药性肺结核”是世界上难以攻克的顽症，目前尚无有效药物遏制，其患者又成为可怕的传染源。中国正成为这种疾病的高发地区。
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”
不少人对于肺病的直观印象，来自鲁迅小说《药》中小栓的一声声嘶哑低咳，以及那个让人心惊胆颤的人血馒头。
不幸的是，这样的痛苦，多少年过去了，在医疗救助设备有了很大完善的21世纪，仍然无法根本扼止。对于肺部的秘密，人类的科学探索仍处于半途。
半躺在病床上，李蓉话未出口眼泪就滴在了蓝白条纹的病号服上。“真情愿马上死去，再也不想这么耗着，太熬人了。”她对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说。
位于北京市通州的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，是北京惟一一家治疗结核病的地方专科医院。在这家医院结核科的两个病区，收治了包括李蓉在内的130多名患者。
从1998年9月发病起，李蓉的体温几乎从未低于37摄氏度。现在她的耳朵已经有点背，一个问题要重复好几遍才能听清。她说自己以前做工程监理，喜欢打扮，喜欢玩，“得了这个病，一切都变了”。
从那一天起，她就和丈夫分开居住，家人也没再让儿子和她一起呆过，连摸摸孩子都不行，她只能在几米外远远看几眼。那一年，她的儿子才4岁。
李蓉的家人是医生，所以防止传染的措施十分严密。“房间里常年开着紫外线消毒灯，所有设施跟医院一样。”她说。
这些年，李蓉跑遍了北京、上海的结核病医院，一天都没有断过药，每天清晨6时都要打点滴。她撸起袖子，从手背到小臂密密麻麻布满黑色的针眼。
为了治病，她几年来几乎花光了家中积蓄，还向亲戚借了不少钱。现在她每天点滴注射三小瓶进口药，就要花1000多元。
李蓉的主治医生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,李蓉两肺有多处空洞，目前胸腔中已有积液，并发胸膜炎，治愈的希望几乎等于零。
李蓉说自己精神压力特别大，每天晚上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。久治不愈，她总觉得家人的眼神中有厌恶嫌弃。“婆婆跟我说，阎王爷叫你走，你怎么都不行！”
她曾经几次想自杀，病友们为了鼓励她活下去，轮班来看她，和她聊天。“再坚持十年，美国就研制出新药了，你就可以治好了。”医生们也这样鼓励她。
“我过去很乐观，可这次住院却觉得从来没有过的恐惧，比任何时候都想念儿子和丈夫，”李蓉眼里又涌满泪水，“我咬着牙在撑着，可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”
病友中经常和李蓉聊天的是一个来自内蒙古农村的小姑娘，只有19岁，患肺结核却已10年，她是被患病后无钱看病的妈妈感染的。
治疗断断续续，服药不规范，她已经从本来不难治好的普通肺结核发展成了多耐药性肺结核，菲薄的家庭收入难以维持高昂的医药费，随时可能中断治疗。
在这家医院治病的还有一位“有名”的病人─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、被称为“铁法官”的谭彦。这个有着“中国首届十大青年卫士”等诸多称号的青年楷模，感染肺结核已20余年。
目前，他的两肺继发感染，呼吸衰竭，气管已被切开，插上了呼吸机，正在重症监护室(ICU)病房急救。
事实上，ICU成了许多肺病患者最后的归宿。闪闪发光、呼呼作响的呼吸机，以及患者被切割开的喉头，往往是最易引发家人噩梦的场面。
湖南人宋晓明的父亲患开放性肺结核，上了呼吸机抢救，一天就要花掉几百元。但是，今年3月的一天，进口呼吸机忽然出现故障，不能正常工作。宋认为这引起父亲病情恶化，遂把医院告上了法庭。官司仍在进行之中。
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先例了。3年前，廖先群的丈夫由于呼吸窘迫症而上了呼吸机，不料一天之内两台进口呼吸机连出故障，患者死亡。法院判定医院作出相应民事赔偿。事后查明，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使用的呼吸机竟然是偷漏税的走私机器。
在去年的SARS期间，单价数万元的呼吸机成为了最大宗购进的设备之一。但据媒体报道，仍有一些医生不熟悉呼吸机的操作方法。
“SARS的阴影一直缠着我”
胖胖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刘洪波，曾经是个无忧无虑、爱聊名车美女的“侃爷”。一年前感染SARS，30出头的他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。在隔离病房比出“V”字手势、面带微笑的镜头，几乎让全中国人都记住了这个以往从不出镜的记者。
现在的刘洪波正拼命让自己忙一些、再忙一些。因为只要一闲下来，遭遇SARS的那些日日夜夜就会像过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。“晚上我总是失眠，满脑子都是SARS的事情。”
2003年4月，刘洪波因为做阑尾炎手术住进了北京市人民医院。手术4天后，他开始发烧，确诊感染了SARS。随后病情急剧恶化，三四天的时间里，肺就全白了。
回忆当时的病状，刘洪波说，就像胸口被压了一块大石头，呼吸时胸部起伏不大，稍稍喘气都会引来剧烈的咳嗽。“一旦咳起来，就会好半天进不来一点气，那种窒息的感觉特别漫长，特别恐怖。”
日常不经意的动作，在那个时候都变得极其困难。刘洪波说，就连起床这样简单的动作，都要先一遍遍在心里“预习”，应该用怎样的姿势，四肢与身体怎样配合，才能尽量不引发那种恐怖窒闷的咳嗽。
刘洪波说，他现在记忆力比以前差了很多，医生分析说，那与SARS后遗症有关。“经常是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忘。”他说，“以前手机响的时候，一看号码就知道是谁的电话，可现在却总是想不起来。”
刘洪波说SARS给自己造成的影响还在其次，给家庭造成的后遗症更严重。因为担心他的病情，他的哥哥得了抑郁症，至今还在吃药。
去年刘洪波感染SARS住院时，女儿只有10个月大，出院时女儿刚好一岁。刘洪波这样描述他们父女重逢时的情景：女儿看到他愣住了，“我知道她的小脑袋在快速转动，在搜寻记忆中的碎片，和眼前的爸爸对号,”他说，“我当时想，如果这次我真的去了，就会从她的记忆里干干净净地消失，因为她太小了。”
看着女儿甜甜的笑脸，刘洪波的泪流了下来。
“刚出院时，一提到SARS我就情绪激动，朋友们都会刻意回避这个话题。”刘洪波说，经过这次磨难，他变得“深刻”了，“这场病不能白得，那么多人不能白白死去，我们绝不应该这么快就遗忘”。
刘洪波本来是可以避开这场灾难的。但在当时，疾病已在广东蔓延开来，由于信息披露不及时，包括北京许多医护人员都不知道采取防护措施。刘洪波说，自己遭遇的是一场“人祸”。
在那场袭击中，中国内地24个省区市先后发生SARS疫情，共波及266个县和市(区)。截至2003年8月16日，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，治愈出院4959例，死亡349例。
在之后的每一年里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只要这方面一有风吹草动，便会从中央到全民，实行高度的戒备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没有比小小的肺，更能牵扯到整个身躯的了。
“气喘伴我到死”
“自从得了这个病，动一动就气喘，再也干不了活了。”朱德生的嗓音里好像带着呼呼的风声，还夹杂着砂轮刮过金属表面般的啸音。
老朱被确诊为慢性阻塞性肺病(COPD)已经8年了。他觉得，自己的肺好像在一点点、一天天地失去弹性，变得僵硬，畅快呼吸是什么滋味都快记不起来了。
老朱退休前在生产大型焊接设备的华东电焊机厂工作，专门负责外勤。“除了西藏和海南，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、各个油田，我都去过。”
但是到了50岁左右，老朱就发现身体没以前那么“配合”了──东西拿不多了，上下车也困难了，原因就是常年抽烟。
“出外勤当然要应酬，香烟自然少不了，少的一天一包半，多的两三包也有。”老朱的烟龄已有40年，而他的慢阻肺也就这样一天天积累起来。到退休时，哮喘已经很厉害，上下楼梯也有困难。
2002年12月，退休后在厂里做技术指导的朱德生由于过于劳累，长期的慢阻肺因感冒诱发肺积水并引起昏迷，住进了上海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急诊病房。
慢阻肺明显影响生活质量──患者呼吸困难，往往要依靠吸氧才能维持生命，肌肉无力，行动艰难，较早丧失劳动能力。
老朱年轻时，可以一口气绕人民广场跑20圈，但现在就连过马路他都要犹豫半天，因为走得慢，万一马路太宽没来得及过去，肯定要阻塞交通。
慢阻肺通常在患者55岁左右才被第一次诊断，而此时已回天乏术。
老朱每月退休金有将近1000元，现在大半花在治病和营养上。从医生到他本人以及家人，心里都很清楚，这病根本没什么治好的希望，只是尽力维持不让它恶化。
如今老朱已不抽烟了，40多年的烟瘾戒起来似乎也不那么难。然而他的肺已不复当年的健康舒展。“我知道，气喘、咳嗽会伴我到死。”
失去劳动能力的慢阻肺病人对于社会已造成沉重负担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呼吸内科教授黄绍光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,慢阻肺真正影响的是收入较低的人群。
及早发现对于慢阻肺患者至关重要。简单的肺功能测试在国外已很普及。黄教授说，曾有专家建议在上海人民公园门口设立肺功能器，让市民像测体重一样经常测试肺功能，但不知什么原因没能实现。
上海是中国医疗技术发达的城市。而在其他的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城市，人体的重要器官─—肺脏，有时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。
“病人越来越多”
在上海市肺科医院结核科主任许家琏窄小的办公室里，最显眼的就是墙上一排三X光片灯箱。
许家琏拿出3张肺部X光片挂上灯箱。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清楚地看到，左肺叶上有一个鸭蛋大的空洞，轮廓由模糊变得清晰,颜色也渐渐变浅。
“这个肺结核病人的空洞在一年间越来越彻底，慢慢‘坐实’了。”许大夫忽然转过头看着记者,“这样的肺实在让人揪心。”
不到60岁的许家琏从医近30年，一直和肺病打交道，肺癌、肺结核都治过。“在结核科当医生工作强度大，还有很高的风险，年轻人不大愿意干。”许家琏说。
许家琏经常做的手术是为支气管结核做微波介入治疗。就是通过气管镜进入病人感染了结核病菌的支气管，用微波将这些结核病灶清除掉。
“进入支气管就好像钻进了山洞，白色的结核病灶就像生长在岩壁上的钟乳石，到处都是。”她说，清除这些结核病灶必须非常小心，用力太小除不干净，用力太大又可能留下疤痕，或是烧坏病人的气管。
在几十分钟里，她需要全神贯注，始终俯身保持同一个姿势，“像个木偶”。这让年届花甲的她感到吃力。不过，看到病人的气管被清理后变得很通畅，她说自己还是很有成就感。
许大夫说，面对肺癌、肺结核这些慢性病患者，不仅要看病，还要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，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。
她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,很多慢性肺病患者一方面受到歧视，失去工作和朋友，另一方面又因为给家庭带了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而感到内疚。“长期的抑郁和焦虑会让治疗更加困难。”
不少肺结核病人生活困窘，有的病人为了治病卖掉了房子。如何给穷人治病最让许家琏伤神。
“很多人看不起病，特别是民工，居住集中，条件又差，还不能保证规范用药，肺结核很容易传染扩散。”许大夫说，“我把家里没用的电器都给了这些生活困难的病人，一些病人后来成了我的朋友，大家经常通通电话。”
坐在许大夫的办公室里，不时看到有坐在轮椅上的病人被抬上楼来，裹着棉被，插着氧气管，穿过黑黢黢的走廊。
“由于种种原因，现在病人越来越多。”许家琏说，她的科室共有59张床位，却住了60几个病人，每天都要加床。“以前结核病人住院起码要3个月，现在1个月不到就得出院，就是因为病人太多了。”
(感谢北京市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的孙永华为采访提供了帮助)
相关资料：
气，按照中国传统哲学，是宇宙万物的基础。吐故纳新的肺，成为了连系人体与自然的纽带。
呼吸停止，往往意味着死亡的来临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怎么形容肺在人体中的重要性，都是不为过的。
人体肺的重量不一样，男子1000克-1300克，女子800克-1000克。肺由7.5亿个肺细胞组成，要将全部肺泡平放在地上，约有70-100平方米大。
根据西医理论，肺是人体中惟一与外界直接交通的内脏，最易受到侵害；在中医理论中，肺汇集全身经脉气血，与“七情”中的“忧”紧密相关。如今，我们的肺似乎分外脆弱，肺病的痛楚也分外锋利锥心。
刚刚过去的3月24日，是“世界防治结核病日”。据中国卫生部官员透露，中国结核病患者人数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，4亿-5亿中国人感染过结核菌，现有肺结核病患者450万人，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，居传染病死亡率之首。
20多年来，虽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医疗条件都有较大的改善，但罹患传染性肺结核病的人数基本没有减少。
4月份，中国人迎来了对SARS(非典型性肺炎)高峰期最伤心铭骨的记忆。去年SARS期间某刊物封面因病变而白斑点点的肺部X光片，成为不少人心中刺痛的图像。这已不单单是几百个死者之痛，而成为了一个民族之痛。
另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2003年中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，目前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癌症是肺癌，每年新增患者120万人，死亡110万人。去年11月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肺癌学术研讨会传出消息，到2005年，全世界每年肺癌新增病例将达1000万人，其中中国患者100万人。
人们比较不熟悉的，却也是更加可怕的，是慢性阻塞性肺病(简称慢阻肺)。这是一种渐进发展的疾病，特征是肺部发炎引起呼吸气流受阻。长期咳嗽、咳痰、喘息、胸闷和呼吸困难，有些患者也可能毫无症状，但肺功能已然恶化。
全世界约有6亿人患有这种点滴累积、难以逆转的疾病，每年有270多万人因此死亡。这种病还会引起男性勃起障碍。
因抗击SARS而广为人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，去年11月在广州医学院附属一院举办了一次义诊，引来上千人咨询求医，其中不乏从河南、浙江、香港专程赶来的患者。这次义诊的主题不是SARS，而正是慢阻肺。
悄然袭来的慢阻肺，据称其杀伤力已与人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相若。而它只是日益致命的肺部疾病中最“不动声色”的一种。
专家介绍说，肺部疾病的范围很广，包括慢性呼吸道疾病，例如慢阻肺、肺气肿、哮喘(中国有1000多万哮喘病人)，以及肺本身的疾病肺炎;传染性肺病包括慢性的肺结核和急性的SARS;职业性肺病则有尘肺、矽肺、农民肺等等。被漠视的肺病已成为导致人类死亡最主要的疾病之一。
在中国城市中，呼吸系统疾病已经成为继恶性肿瘤、脑血管病、心脏病后的第四大致死原因，占13%；在农村，慢阻肺则是首位致死因素，占60%。
最近爆发的禽流感等恶性传染性疾病，竟然也是以肺为攻击目标的。这个世界何以如此“气脉郁滞”？
事实上，中国肺病人口的增长，反映出了我们生存中的某种失衡。这是一个连喘气和说话都十分艰难的庞大人群。他们的生存和发展，在这个“以人为本”的时代，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。
中国政府全力防控肺病
●从1981年起,中国相继制定与实施了两个全国结核病防治十年规划。1992-1999年,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新疆等13个省区开展了“中国结核病控制项目”,利用中央防病经费在河南等15个省区实施了“卫生部加强与促进结核病控制项目”。项目地区累计免费诊断并治疗传染性肺结核病患者120余万例。
●国家已开始推行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(DOTS),并颁布了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(2001-2010年)。规划预计,今后10年,如果全面有效地实施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,全国新增结核病患者将减少2000万-3000万人。
●规划规定,实行肺结核病治疗费用“收、减、免”政策，对没有支付能力的传染性肺结核病患者实行免费治疗。
●根据规划,到2005年,全国传染性肺结核病患者治疗人数达到200万人，到2010年达到400万人;到2005年,患者治愈率达到80%，到2010年达到85%；到2005年,全民结核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到60%,到2010年达到80%。
●从2001年起，中央财政设立结核病防治专项经费，并要求地方各级财政把结核病防治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。
●1992年起，中国政府开始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防治结核病。2002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协助中国政府在世界银行申请了1.04亿美元贷款项目，争取全球防治艾滋病、结核病、疟疾基金4800万美元。
●同时，日本政府每年给中国三分之一结核病人提供免费治疗费用，加拿大政府也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帮助中国12个省区开展结核病防控工作。
脆弱的脏器：不堪重负的“现代肺”
“在志为忧”，过度的忧思，可使肺气抑郁，意志消沉。因此，治肺必治心，而治心不全是医疗手段能解决的
在传统中医理论中，肺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“娇藏”，其意指肺叶娇嫩，不耐寒热，易被邪侵。[全文]
聚焦肺病高发背后的原因:呼吸空间的治理是关键
显然，需要修缮的，并不仅仅是病患者之肺……什么样的治理之道，才能让我们呼吸得更加舒畅呢
这是一座8层楼，每个单元都进行了精装修。但是，住在这里的10家人，搬进来不到5年，患癌症的人已经有6个，其中4名肺癌患者已经死去。[全文]
相关专题：瞭望东方周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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